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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效林:敦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2016-04-19 23:58:17|  分类: D3 书法频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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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书法发展史,敦煌是书法家张芝、张昶、索靖的故乡,加之20世纪初敦煌遗书墨迹和敦煌汉简在敦煌的出土,更是名扬天下,确立了敦煌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地位。

东汉时期的敦煌人张芝,字伯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他对中国书法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要在于他省减章草点画、波桀,独创了“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的“一笔书”,也就是“今草”,被世人尊为“草圣”,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他的草书“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虽合,数意兼包,若县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露”;“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瓘《书断》语)。对历朝历代书法家的影响极其深远,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中国书坛即便是草书领域里声名显赫的韦诞、卫瓘、索靖、卫恒,还是像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草书都源于张芝的草法。家喻户晓的书圣王羲之对张芝更是推崇备至,中年就师承张芝,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狂草大师怀素也认为他从张芝的书法中受益非常多。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也多次提到自己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终生临习。同时,张芝不以功名为念,多次谢绝朝廷的征召,潜心习书,勤学闻名,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他的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连王羲之也觉得自愧弗如,历史上已传为佳话,也为后人做出了楷模。

张效林:敦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 一博 - 一博的博客! 文化点亮风采!张芝 冠军碑

与张芝同时期的张昶,字文舒,是他的季弟,在当时也是十分有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跟张芝的书法相似,当时的人把他称为亚圣。他尤善章草,极工八分,又善隶,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西晋时期的敦煌人索靖,字幼安,西晋将领、著名书法家,敦煌五龙之一,是张芝之后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位有重要影响的人。他是张芝姐姐的孙子,书法上受张芝影响很深。以善写草书知名于世,他的书法,浓浅得度,内涵朴厚,气势雄厚,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梁武帝萧衍称誉他的字“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黄山谷也称道他书法为“笺短意长,诚不可及”。有人把索靖的书法与张芝的书法作过比较,认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两位大师的书法是各见所长。把索靖与张芝相提并论,可见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平生最重法度,不肯轻易推许古人。一次,他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后,竟卧于碑下,细心揣摩,不忍离去,足见其书法之精妙。王僧虔、袁昂、张怀瓘、房玄龄、姜夔、刘有定、宋曹、钱泳、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周星莲、朱和羹、康有为等历代书法大家和书法理论家对索靖的评价都很高。索靖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不仅是他的书法作品,他的著述《草书状》等,对书法演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方面全面精避的论述,对后世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的指导意义持久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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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索靖【月義帖】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662a72b0102vd2y.html

东汉至魏晋,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南朝的羊欣在《书断》中说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是当时的四大“书圣”。苏东坡在书论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他们点到的四个书法家,敦煌人张芝和索靖两位书法大师都在其中,可见他们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整个敦煌地区而言,除了张芝、索靖、张昶外,敦煌周边地区的梁鹄、仇靖对中国书法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也是世人公认的。

    

书法艺术发展到上世纪初,书坛处于低谷。学习书法的人在碑学与帖学之间争论不休,书法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1900年,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篆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洞穴中藏了历经千年的各种形式的书法墨迹与碑刻拓本5万余件,且保存十分完好,国内外研究者一片哗然,书法家们无不一睹为快,几欲疯狂,敦煌在书法界笔口相传,声名大振。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清代内阁档案一道被学术界并称为近代中国的“四大学术发现”。敦煌遗书墨迹的书法形式多样,包括有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诸多类型,其艺术风格更是丰富多彩,有的粗纩豪放,也有细腻典雅的,有密不透风的满篇墨书,也有空灵潇洒的逸绣之作,千姿百态,非刻意求工而意趣万端。敦煌遗书墨迹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四世纪,最晚的大约是北宋初年的作品,前后整整跨越了七个世纪。根据这些传世墨迹、拓片所显示的年代来看,敦煌遗书几乎没有间断地向我们展示了由南北朝时期至北宋初年大致的书法风格流变以及隶、草、行、楷等书体的演变,成为这一段书法发展进程最直接的历史见证。它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发现敦煌藏经洞的第二年,也就是1901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现了墨书的残纸。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30余张麻纸,3张写有文字。这些文书残纸,其纸质粗精不一,但从墨迹渗透的情况看,大都适宜毛笔的书写。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这些残纸为戌边吏士所书,由于当地气候干燥,因此虽经千载而纸墨如新,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字体类型丰富,反映了魏晋时期字体演变中多姿多彩的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书法资料,对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物,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和楼兰无论行政隶属关系或交通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敦煌地区聚集了大批的书家,文献所记载汉晋时期曾在敦煌地区活动过的就有班固、张芝、索靖等大师级书法家,并行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其在直接对该地区的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的同时,对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遗书墨迹的问世,不仅使我们的对字体的演变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当时书家的艺术创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些墨迹的本身,往往也是杰出的艺术作品,是书法学习与研究的重要资源。

敦煌遗书墨迹和楼兰残纸这些实物同时也证明了在西汉时期麻纸已在西北地区流通,并且成为人们的书写材料之一。其次,汉代武威遗址所出土的带有笔庄名号的毛笔,说明了已有专门的毛笔制作坊。这些现象绝非仅仅是物质材料的问题,书写材料的进步和技术文化的传播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它从侧面反映了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书法艺术的昌盛状况。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发掘出了写有汉字的789枚木简,让这些在流沙中掩埋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无意中打开了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让人们看到了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墨迹。在中国书法界引发了爆炸式的震动,在中国文化界也引起了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后,从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在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又发掘出8批汉简,计25000余枚。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为"敦煌汉简"。特别是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六十一公里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了2万余枚汉简,最早纪年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98),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其内容多与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有关,如官府文件、通缉令、诉讼文书、戍卒的名籍、廪食簿、守御兵器簿以及边塞吏卒的私人书信,交易、借贷的契券,还有儒家典籍《易》、《力牧》等古佚书残简,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屯戍情况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批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很快将这批新出土的汉简编辑出版。我国文物收藏家罗振玉按照沙畹博士提供的图板资料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1914年,两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坠简》由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做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连一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赞不绝口,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对弘扬中国文化艺术大有裨益。

敦煌汉简,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上世纪初,当时的中国书法界随着时代的大变革,正在寻求书法的变革,但苦于找不到可供借鉴的东西。东汉至魏晋是中国书法的大繁荣时期,而近代人看到的汉晋书法都是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敦煌汉简的出土,不仅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还可以使人们亲眼目睹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也可以从中看出其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敦煌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敦煌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敦煌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敦煌汉简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反映了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在秦至两汉魏晋这个大变革时期的生动面貌,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字和书法的衍变脉络和发展线索,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出,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敦煌汉简书法横画尖锋,末尾重顿,竖画抢锋斜下而顿收,长锋弧扬出锋,行笔婉转自如,流畅奔放,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显然,书写者具备了高超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敦煌汉简书法,是书法美学的一种具体显现。研究认为,敦煌汉简书法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一经出土,直接影响中国书法的创作。沈曾植、李瑞清、曾熙、郑孝胥、于右任、陈师曾、樊增祥、叶昌炽、王世镗、叶恭绰、周树人、沈尹默、王薳、卓定谋、郑诵先、高二适、谭延闿、溥儒、王蘧常、王瀣、张大千、谢无量、徐生翁、李苦禅、刘庆笃等当时的一些书法名流都从中汲取养分,形成各种书法流派,以致在清末民初出现了书法创作的有一次崛起与高峰。

                     发表于《书法导报》201646日二十三版

敦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44517838.html?t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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