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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日志

 
 

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2015-11-09 14:57:44|  分类: U1 教育频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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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一博 - 一博的博客! 文化点亮风采!

解答二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自英国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解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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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中西方历史的分际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哪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

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

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

得出结论

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可得天下,马上可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21世纪,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本观点的辩论

反驳方: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观点持有方的辩驳:

1、反驳方认为“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应提醒反驳方的是:这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如按反驳方科技发展促生民主文化,则“民主文化”产生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所以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反驳方认为“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是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先来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像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解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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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在明朝出现了无数科技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和李时珍等。其中方以智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卓著贡献,徐光启编著了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光启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涉及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并非一个封闭和黑暗的朝代,只是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宦官专权比较恶劣,大臣都忙于党争而已,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虽然税收较多,民不聊生,但人们也都很喜欢研究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虽然没有任何的体系和科技理论创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的科技繁荣时期。

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封建王朝被打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汉族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前提下,既没有兴办外语学校,也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方面,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体系,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予以重视并研究。康熙时期是我们科技发展落后于欧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康雍乾这三位皇帝都被公认为满清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较积极的的科技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短浅,而是因为他们敏锐的看到了科技对生产力,对战争形势的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资源的产生不再与占有土地数量、人口规模等封建社会基础资源成正比,士兵个人“武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将被大大削弱,依靠“弓马”之术立国的满清政权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作为以寡民凌多民的满族统治者,首要作的就是削弱被统治的广大汉民的民智,通过文字狱等手段禁毁一切可能的进步,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从历史实际来看,满清的愚民政策很成功。

据学者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使之得以重现中华大地。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在汉人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都要膛乎其后。

上一段说过的满清禁书《军器图说》,实际上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与郑和宝船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

假如仅仅到此为止,这种观点的一个瑕疵在于,清朝实行的恰恰是明朝的体制。在明朝的封建体制下国家也不重视科学和逻辑。整个明朝的科技发展跟宋朝并无区别,完全是孤立的发现,无法形成体系。到明朝末年,中国连几何和方程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出现,大炮还得从葡萄牙进口[3]  ,说科技落后全部是满清的责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更深层的原因是源自元朝。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元朝初期,甚至执行过对汉族的“四姓屠杀”,对汉姓中前四名的汉人实施灭族性的屠杀,在这种空前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传承都断绝了,汉人平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中国汉朝以后的最低水平。以上种种,导致明初的科技发展条件远不如宋初。再如前面所说,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清初的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等。 )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要论点在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的原因在于元、清两朝对汉人的压迫。“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南宋科学技术发展不说其他,仅对世界历史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就很了不起了。但元代,由于其强力的对外扩张,也促进了中外科学技术的空前交流,由此也编制出了《授时历》、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改进发展了中国的造船术与航海术等等,而且元代还有许多纯粹自创、原创的科学技术成果,譬如黄道婆的纺织术、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 的解法)、火铳等等。而明代,除了亦步亦趋地翻译承继西方后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而《本草纲目》也主要是总结记载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医药成就,基本上不属于明代原创的。而清代,基本上就没有可拿得出手的科学技术发明,不仅与世界的科学技术的交流基本上也断绝了,连承继前朝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很难做到,正如本观点论述中所说如明代的《天工开物》在清代都绝迹了。就朝代更替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元朝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远远落后于南宋的,但明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却又是远远落后于元代的,而清朝的科学技术更要落后于明代,几乎连发展都谈不上。由宋元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并不能说是元代蒙古人统治就埋没了汉人的科学技术的创造力,因为汉人为主体建立起的明朝也没有取得比前朝更多更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元、清两朝做为少数民族要统治大多数人汉族,他们也只有加强专制才有可能,所以元清两代都对汉人都实施民族歧视政策。但明代较元代专制统治却更为严荷,明朝通过户籍管理等手段不仅将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而且工商业者也要各安其位,须要代代传承下去。明朝在政体还取消了延续了近千年的丞相制,将政治权力彻底揽到皇帝手中。明朝这些施政措施都表明了明朝的专制水平较元朝在进一步地加强,明朝较元朝除了做为汉人的“骄傲”以外,所丧失的做人的基本权力反倒是空前的多。而清朝自明朝以后以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较明朝又实施了更多的专制手段,这包括改变汉人的风俗习惯要求汉人剃发易装、在思想文化上搞“文字狱”、禁毁某些图书、进一步加深加强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的国策等等,对民众思想与行为自由的限止较明朝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代专制统治措施的实施与设计水平较中国自秦以来各朝代,也几乎到了极致,清朝各代皇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又都极其地揽政勤政,防止了如明代党争现象的出现,连清代以前因各朝代皇帝儿孙争夺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也被清朝皇帝以终生不立太子,而将继承遗书留到牌匾后的方法而轻松地解决了。清朝专制的空前加强,不可避免地也导致清朝工商业发展的空前落后,百业由此凋零,由此更不要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由宋、元、明、清各朝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可知,元、清两朝少数民族对大多数汉人的统治最多只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间接原因,只有专制制度的逐朝加强才是中国科学技术逐朝逐次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解答五

形而上学的原因:

根据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没有永远兴盛的,也没有永远衰败的。事物总是从兴到衰,从衰到兴,从兴到衰。只是周期有长有短。人在一天晨兴夜寐,一年四季循环更替。直到有形宇宙的成住坏空。

当事物逐步兴盛的时候,促使其衰败的力量也在积累,而促进其兴盛的因素在逐渐消失;反之亦然。

具体的原因,诚如以上五个解答所综合处的一些具体的因素。笔者补充一点如下:

西方哲学的演变历程大致是,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束缚中滋生出人文主义(也是物极必反),开始强调人本身的价值;然后演绎出强调人主观经验的实证主义。其演变方向是趋向分析的、物质的、实用的,为人的福祉(物质生活的改善)服务的。随之,是经济、政治、教育体系的配合改革(专利保护——鼓励发明;理念通过教育的传播,等等)。于是,在西方产生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人类物质生产的大发展。

而物质的发展的同时,西方人发现,他们离开精神的家园越来越远。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预期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哲学界逐渐把目光投向东方哲学思想和他们早期的一些哲学思想。

东方哲学传统强调人和自然地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在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的今天,这显得多么具有远见。东方先哲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内求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西方的外求方式:对事物进行分析、验证(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时空内、在物质的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把握大时空的现象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解答六

中国学者曾邦哲20世纪80-90年代考察中国与欧洲,提出了一个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3]  ,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解决难题的关键 – 科学范式的问题?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 - 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的诞生 – 通常是指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如果不首先把科学是什么弄清,也就没法回答为什么科学诞生在近代欧洲,不是古代欧洲,也不是近代中国。古代欧洲和中国的成就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哪些元素,构成科学结构和产生科学范式的条件与要素是什么来源?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地球文明经历了三代文明,每一代文明都是对前一代文明的继承与进步,中国在公元500-1500年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在欧洲产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形成了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现代化——后面这点就是钱学森之问。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她的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其次,中华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伟大创造发明与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华夏、中华科技(前科学)——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再翻译成拉丁文;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欧洲开拓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其五,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也不同于古代华夏、中华的实验科学范式、人本主义等,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方面[1]  [4]  ;其六,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其七,中国没有机会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其八,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见

资治通鉴记载的背弃儒家伦理的教训案例);其九,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但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封闭化;其十,留学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已取得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其十一,“钱学森之问”指的是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老是跟踪学技术与知识,只能是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而成就不了创造型伟大科学家与发明家;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各类专门人才,既要大学者与发明家,也需要技能型与实践型人才,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的职业根基。

解答七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钱学森之问》一书中以儒家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作比较,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儒释道文化更是增强了中国文化的自信,而未有数理精神之长。而西方教育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哲学家和科学家。教育的终极目标,关乎文化命运,必然走向两个极端,相距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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