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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甲午镜鉴之六:雷颐:甲午之败与中国首次现代化转型  

2014-07-18 18:30:30|  分类: M4 甲午反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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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参考消息网6月30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在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

资料图片:黄遵宪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日本情况的专著。(资料图片)

前现代国家对抗现代国家

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基本上已建成“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进行战争,自然是败多胜少。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20余年后的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而到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政府花钱必须受到限制,而中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而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官办的以机器生产武器的洋务运动都举步维艰,私人现代工商业更难产生,所以中国的新式机器大生产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洋务运动的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意义重大,但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股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

在金融体制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金融机构,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的。

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甲午战争10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帝国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中国的新式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正统地位。

简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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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日本银行(日本央行)总部“本馆”。该建筑于1890年开工,1896年落成并使用至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导致建造费用大为增加,但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财源不再成为问题。1897年,日本利用中国赔款作为准备金,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制度。(资料图片)

文化观念妨碍现代国家建构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日本早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有关研究汗牛充栋,各种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因素多多,其中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与自己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仍坚持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观念。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魏源在此书中虽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林、魏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被斥责为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且异邦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英、法等国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此书刚一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的谕旨。《使西纪程》的遭遇,令有识之士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作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迅速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于是先后请李鸿章、张之洞二位重臣推荐。虽然李、张二人对总理衙门推赞此书,但仍未获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因为此时距《使西纪程》风波虽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敢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直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才由广州一家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却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不明情况,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出版,国人了解日本,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甲午战前,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东夷”、“蕞尔岛国”的认识,拒绝了解、认识敌国,确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广而言之,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照。

高昂“学费”被清廷白白浪费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既无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

1895年5月,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他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并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在这本书中,康有为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然而,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却坚决反对。实力悬殊,改革本就胜算极小,何况维新派在复杂万分的改革中又屡有失误,短暂的维新终于失败。

无论如何,从清王朝的命运来看,此时“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改革体制、自我完善、建设现代国家、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的高昂“学费”被白白浪费了。(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雷颐:甲午之败与中国首次现代化转型

2014-06-30 11:37: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陶然

来源: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630/408376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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